从新疆古城遗址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根基

在新疆广袤的土地上分布着众多古城遗址，这些黄土残垣承载着丝绸之路上千年来的历史与文化。新疆不仅是古代商旅往来的通衢，更是农耕与游牧文明相互影响、中原与西域艺术相互浸润、各民族文化彼此交融的重要场所和见证。大量考古出土的文物，无声地诉说着这片土地上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故事。重新审视新疆古城遗址的考古发现与历史价值，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古城不仅是静态的遗址，更是生动的历史教科书，揭示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

汉代的西域：民族交流的开端

西汉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带领使团从长安出发前往西域，由此打通了连接西域的丝绸之路，西域地区的各民族自此开始与汉朝正式交往。汉朝开始在西域设官驻军、屯田开发、推行政令，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西汉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汉朝政府在乌垒设西域都护府，派郑吉担任首任都护。《汉书·西域传》记载，西域都护负责“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既维护了边疆稳定，又促进了多民族文化的交流。

在西域都护府设立前，西域地区已存在大大小小诸多城邦聚落，史称“西域三十六国”。考古资料表明，在新疆地区发现数量众多的圆形古城，与中原地区的方形古城在平面形制上区别明显。近年来，考古学家对其中一部分圆形城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证明其始建年代多在东周时期，是西域地区早期文明的遗存。而丝绸之路开通后，文化交融的历程便开始了。西域都护府设立后，西域各国纷纷接收汉朝政府的册封，《汉书·西域传》记载，当时的西域出现了“思汉威德，咸乐内属”的盛况，现有的考古发现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1928年，北京大学的黄文弼教授在新疆新和县一带调查时意外发现了一枚汉代铜印，上有“李崇之印”字样。李崇是何许人也？据文献记载，李崇是王莽时期的西域都护，曾于天凤三年（公元16年）前往西域上任。这枚铜印正是李崇的私印。1953年，在新疆沙雅县的乌什喀特古城又出土了一枚东汉时期的铜质官印，其上篆刻“汉归义羌长”五字，经研究是汉朝赐予当地少数民族首领的官印。这枚印章为汉式风格的方形印，但印钮却制作成具有西域风格的卧羊形，反映了多民族文化的融合。这些考古发现为研究汉代西域地区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实物依据。

魏晋时期的西域：民族交流的延续与深化

东汉末年，西域都护府因局势动荡一度被废止，至魏晋时期改设西域长史府，以更灵活的行政体系维持对西域的治理。魏晋时期西域长史府的治所先设于柳中（今吐鲁番市鄯善县），后改设于楼兰（罗布泊西北），其职能涵盖屯田、司法、户籍、邮驿等，说明魏晋时期边疆治理逐渐精细化。考古发现的这一时期的文物，反映了各民族交流的延续和深化。

在今天罗布泊西部的沙漠中，有一座废弃已久的古城遗址——楼兰古城。这里曾经是魏晋时期西域长史府的治所，承担着中央王朝联系西域的重要职责。1900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发现了这座尘封已久的古城，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轰动。楼兰古城是一座平面呈方形的夯筑土城，体现了典型的中原筑城工艺。历年来，在城址中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除了汉文文书、汉文木简、五铢钱、铜镜等中原遗存外，还有贵霜钱币、佉卢文木简等西域遗存。上世纪初，楼兰古城内出土了一封写于晋咸和三年（公元328年）的文书，名为《李柏文书》，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汉文纸本书信实物。文书墨迹既保留汉隶的波磔笔意，又带有早期行书的流畅特征，是魏晋时期不可多得的传世真迹。李柏的事迹在文献中有明确记载。咸和二年（公元327年），戊己校尉赵贞发动叛乱，自署高昌郡太守，时任西域长史的李柏请求出击赵贞。这封文书即李柏在出击赵贞之前，致焉耆国王的书信草稿。可见，在汉代的影响下，魏晋时期的西域各国已将汉字作为官方外交文字使用。《李柏文书》的出土，直接证明了西域地区在中原文化影响下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

公元四世纪后，因水源干涸和绿洲退化等原因，楼兰古城逐渐废弃，掩埋于黄沙之中。今天的人们驻足在被风沙侵蚀的城墙前，仿佛依旧能看到当年西域长史府的巍峨样貌。楼兰虽已远去，但其存续期间的民族文化交融为后世留下了重要遗产。

唐代的西域：大国气象下的民族融合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继汉代后又一个大一统王朝，其疆域辽阔、国力强盛、文化繁荣。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唐朝平定高昌，设立安西都护府，治所最初位于西州（今吐鲁番市），后迁至龟兹（今库车市）。安西都护府的设立标志着唐朝对西域地区的治理进入新阶段。随后，唐朝又于长安二年（公元702年）设立北庭都护府，治所在庭州（今吉木萨尔县），分管天山以北地区。两大都护府的设立，不仅巩固了唐朝在西域的统治，也为丝绸之路的畅通提供有力保障。考古已发现的唐代在新疆地区建造的城址、烽燧达500多座，远超前代。此外，唐代还开辟了丝绸之路的新交通路线。汉晋时期，丝绸之路的主干道沿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缘分布，被称作南北两道。唐代开通了天山以北的交通路线，可由庭州（今吉木萨尔县）向西经伊犁河谷，直接抵达位于今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平原的碎叶城（阿克贝希姆遗址），然后前往中亚。这条道路被历史学者称为“丝绸之路新北道”。

随着社会环境的日趋稳定，唐代各民族融合进程进入新阶段。唐朝对西域实行更加开放的治理政策，中央所派官吏与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共同参与这一区域的地方治理。受唐朝西域地区屯田政策的影响，各民族也参与屯垦戍边的生产建设活动。如吐鲁番出土文献《唐龙朔二、三年西州都督府案卷为安稽葛逻禄部落事》中，就有葛逻禄部落在吐鲁番开垦土地、种植粮食的官方记载。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42号墓中发现的《唐西州高昌县授田薄》内，还有粟特人、汉人在西州共同受田的记载。据文献记载，葛逻禄是一支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本不以耕作为生；而粟特人在中亚河中地区以商业为主要谋生手段。在这一时期，来自北方草原和中亚地区不同民族的民众，在唐代州县共同生活，各民族一起投入到农业生产活动中，有力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

宋辽金元时期的西域：民族交融进一步深化

宋辽金元时期，西域地区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深化。尽管宋朝未能直接管辖西域，但通过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交流并未中断。北方的辽、金也与西域地区保持着密切联系。这一时期，西域地区先后有高昌回鹘、喀喇汗王朝、西辽等政权，这些政权在治理过程中积极吸纳中原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元素，其各自领土范围内均有不同民族共存，也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融合。

高昌回鹘为宋辽金元时期西域地区最东部的政权，与中原王朝关联密切。高昌回鹘原为漠北回鹘的一支，仰慕唐朝文化，与唐朝交好。公元840年，漠北回鹘汗国被黠戛斯击破，其中一支西迁至今东天山一带，史称高昌回鹘或西州回鹘。根据研究，高昌回鹘以高昌故城为正都，以北庭故城为夏都，还沿用了大量唐代建造的城址。今天，我们在东天山北麓的唐代守捉城遗址内，时常能见到高昌回鹘时期的各种文物，说明高昌回鹘基本继承了唐代在此建立的城镇体系。在此基础上，高昌回鹘与宋朝关联依然紧密。北宋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王延德奉命从开封出发，出使高昌回鹘，后著有《王延德使高昌记》，叙述高昌及沿途的见闻和风土人情。

在今天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内，有一座唐朝墩古城遗址，原是唐代庭州下设的蒲类县县治，随后被高昌回鹘沿用。2018至2019年，中国人民大学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唐朝墩古城进行联合发掘，在城内发现一处地暖浴场遗址，年代在公元10至13世纪，其结构和建造方法与古罗马浴场遗址十分相似。为什么罗马风格的浴场会出现在远在东方的中国呢？根据研究，大约在8至9世纪时，建造罗马式浴场的技术从东罗马拜占庭帝国向东传播，经过西亚和中亚，最终在10世纪传播至中国的东天山地区。1221年，丘处机踏上万里西行之路，前往中亚面见成吉思汗时，就曾路过今奇台县境内。考古材料表明，这时唐朝墩古城中的浴场还在使用。或许风尘仆仆的道家师徒们也曾在此驻足沐浴，谈论旅途见闻，并结识回鹘、突厥、粟特、蒙古、汉等不同民族的友人。

清代的西域：大一统格局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巩固

在清代的大一统格局下，中华民族共同体进一步发展。清政府在新疆设立伊犁将军府，统辖天山南北，并推行军府制与伯克制相结合的治理模式，既保留了当地的社会结构，又强化了中央政权的管辖。

考古发现表明，清代在新疆地区修建了众多军事驻防城，如惠远城、绥定城等，这些城址多采用中原传统的方形布局，同时融合了当地建筑特色。考古发现的清代钱币，如乾隆通宝、嘉庆通宝等，在新疆各地均有出土，反映了货币经济的普及和统一。此外，清政府还通过屯田政策，鼓励汉族、回族、锡伯族等民族迁入新疆，与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共同开发边疆，形成了多民族共居的格局。通过政治整合、经济互通与文化融合，新疆各民族在共同开发边疆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由此可见，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一个动态过程，既有中央政权的推动，也有各民族的自发参与。

从汉代到清代，这些新疆古城遗址见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发展的历程。它们如同凝固的时空胶囊，保存着最真实的历史记忆，诉说着一个永恒的主题——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各民族用生活、劳动与智慧共同书写的传奇。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融，留下了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遗存，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历史根基。

（作者系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馆员）

责任编辑：单笑斐